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五)
作者:阿越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13356

汴京是流言的天堂。

石学士夫人韩氏被削去诰命,很快便引起了从爱说是非的官员内眷到四处奔走钻营的官吏的注意,然后更慢慢扩散到民间,因为没有正式公布原由,这种神秘感,反而更引起了人们猜测的兴趣。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当各种各样的猜测过多的时候,有时候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可信的一种猜测,被埋没在五花八门的流言当中,人们只有在事后真相揭开时,才会拍着胸脯说:“这个我当时早就猜到了……”而对绝大多数的官员来说,在这种时候,谨慎地减少出入石府的数量,则不失为明哲之举。

不过,真正吸引官员们目光的,则是第二天在琼林苑的大宴。

枢密使文彦博告病,并且从消息灵通的人士口中,还传出这样的消息,皇帝已经下诏召有“小阎王”之称的小王将军与慕容谦将军回京,准备分别授予益州路经略使副之职,统率大军,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乱。

那些不太熟悉王厚与慕容谦的官员,在宴会中悄悄地相互打听着二人的功绩与背景——尤其是一向不为汴京官场所熟知的慕容谦。有操守节气的官员,关心的是二人的能力能否替帝国平定西南的叛乱;一头扎进党派之争的官员,则关心二人的立场;汲汲于自己名利的官员,也要获得更多的信息,以判断这两个人是否有可能成为新贵,对自己的前途将有什么样的价值……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出于两种以上的原因,来关心着这个任命。而人们知道慕容谦与石越的关系后,有些人则不免要变得更加迷惑不解,感叹汴京的风云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慨叹帝心之难测——怎么会一面如此重地处罚石夫人,一面却准备重用慕容谦?也有一些自作聪明者,便以为这是一种御下之术;还有一些人,则更加疑心着石夫人是不是重重地得罪了什么重要的宫中嫔妃……

琼林苑的花丛之中,流言便如蝴蝶一般,处处飞舞着。

而对于大辽国的驻宋使拖古烈来说,这样大规模的社交场合,亦是他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宋朝皇帝的脸色极差,在各国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钟的面,便只留下礼部尚书王珪与鸿胪寺卿李陶作陪,悄无声息地众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宋朝皇帝离席之时,脚步虚浮,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状态——这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但他知道赵顼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因此亦没有太放在心上。而且,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当皇帝离开之后,官员们才不那么拘谨,青壮派的官员们,借着酒兴,开始先行走动,不再固守于自己的席位,他们以同年、同乡、同党为特征,自然而然地分开了群落。这时候琼林苑正是花开的季节,来自天下各路军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异葩,争相斗艳,自然亦会引起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诗兴,因为这一日琼林苑全部开放给官员们与各国使者游园,更有许多的官员干脆便离席而去,三三两两结伴去苑中赏花,诗词唱和。

与萧佑丹不同,拖古烈今日的穿着打扮,与一般宋朝士大夫毫无不同,他说着一口道地的汴京话,穿梭于大宋的公卿之间,倾听着他们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地品评着诗词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语,赢得满座赞叹。他巧妙地拉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才有机会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大部分的中下层的官员们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即使一些对辽国抱有极重的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的确,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极能获得人们好感的人。也有人有时候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么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即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而且因为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的学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让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么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直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你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的。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贵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的官场,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与皇帝搭上话,当面陈叙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有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他能猜到的,是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在中枢呆下去……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他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而是在出神。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回顾了一下四周,见并无旁人,方低声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子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低声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

“若能用我之策,便让高丽人分一杯羹,又何伤大雅?”薛奕摇头道,“元长与少游可见过宝云斋的掌柜?二位若听他说一说,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贸易,其实还只是一个起点。踢开面前的绊脚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学士怎么说?”蔡京试探着问道。他知道薛奕已经拜见过石越几次了。

薛奕木然摇头,沉默不语。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一半却似乎是在暗示什么,“眼下朝廷关心的是,说到底还是西南的局势。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想理清了,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腾不出手来关心你的海船水军。再怎么说,注辇国也是在万里海域之外,与我大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前些年还有注辇国的使者来进贡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使者今日早晨已经出发了,小阎王和慕容谦分任益州经略使副。皇上到时候一定会召对,询问军事方略……”说罢,瞥了薛奕一眼。

薛奕只在心里暗暗苦笑,他哪里又有本事能结交上王厚与慕容谦?

蔡京又与薛奕、秦观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于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的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是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两个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高足?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随口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等人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所谓的权力中心,在蔡京看来,绝不仅仅是指两府与学士院。

在外面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吏材来——无论是石越,还是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是吕惠卿、冯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你入不了他们的眼。想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贿赂内臣贵戚请托,“至宝丹”参政,还有吕惠卿、冯京那里,也并非无隙可钻,但是蔡京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知道这样做不值得——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与御史台的御史们就不必多提,靠这样的手段晋身,在石越、司马光、文彦博那里,无异于判了死刑。如果他的政治野心仅止于五品六品,倒也无可无不可,但若真想有所作为,只要这些人还能发挥着政治影响力,这就是非常不智的。

要想升官,就要摸准上司的喜好,投其所好。两府诸公看重的是政绩,那就好好做出些政绩来给他们看。

但是,仅有这样是不够的。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同侪的关系若不搞好,就不会有士林的“清议”支持,仅有“德行”不能得到重用,但如果没有清议的赞誉,同样也会成为仕途上的重大缺陷。两府诸公看的是你的政绩,但是汴京的士大夫们,却不会象个考课官一样,凭着你的政绩来决定他的喜恶。

你必须谨慎的融入其中,表现出你另一些方面的才华,才能得到他们的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品味美食,讲笑话,互相赠送歌伎……只有如此,你才可能成为汴京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另类。除非你和石越一样,有机会一开始就得到皇帝的赏识,凭着自己的才干牢牢地在皇帝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如王安石一样,用几十年的功夫,不断的积累着自己道德声誉与政治资本。但是,石越那样的奇缘,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而且,石越在未取得相应的地位之前,照样也结交内侍,与冯京、王安礼等人打得火热;王安石更是得到了韩、吕等世家大族的支持——没有韩维天天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王安石未必有机会披麻拜相。

所以蔡京有自己的策略。今时不同往日,熙宁初年,皇帝为了励精图治,兼之还没有一批自己了解、信任的大臣,所以才有王安石、吕惠卿、石越等人的崛起。但到了今时今日,皇帝已非昔日稚嫩的皇帝,他对于朝廷与大臣的操控,早已经得心应手。想通过得到皇帝的信任,而骤得大位,复制王、吕、石一样的传奇,几乎已经不可能。

皇帝依然是决定官员命运的最强有力的人。但在熙宁十七年,除非你是韩忠彦,你去逝的父亲是定策两朝的元老重臣韩琦,否则的话,一个太府寺丞,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妙。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两府诸公,与他身边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中低级官员。

蔡京尽可能地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石党是他立身的根基,自然不用多说,即使是秦观、薛奕、曾布这样的海外官员,他也总是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在他们面前以自己人自居,偶尔也会友善地帮帮他们。而石党以外,对于旧党与新党,他也尽量地保持着交往,维持着较好的关系——只要他不公然出入吕惠卿的府邸投送秋波,就算是陈元凤站在他面前,他也能称兄道弟。除此以外,他经常出入白水潭学院,结交一切名士,偶尔也会资助一些贫穷的士子——能够影响到朝野清议(主要是言官与报纸)的力量中,白水潭学院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支。

总之,良好的声誉,是绝不能忽视的。

他嘴边带着一种温和亲切的笑容,朝每一个人打着招呼。并非所有在京的官员都有资格参加这次琼林苑的大宴。换言之,在今日的琼林苑,一次不经意的傲慢,就有可能树下难惹的敌人。这是蔡京绝不愿意犯下的错误。

他一面走着,忽然,从左边的道路上传来两个人的低声议论。

“大尹这桩案子,怎的一反常态?”

“舒兄有所不知,这案子牵涉到祥符令……”

蔡京心里一惊,他已经听出来这个“舒兄”,便是御史台大名鼎鼎的舒亶。而“大尹”这两个字,在汴京,除了开封府苏颂外,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被如此称呼的。祥符县是隶属于开封府的第一个大县,天子脚下,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县”,祥符令也不是寻常县令可比。这二人所说的案子,听起来非同小可。他顿时留了心眼,放轻脚步,闪到一个树丛后面,却听舒亶又道:“蒋安?那僧人和蒋安也有关系?”

“这些和尚道士,出入权贵之门,也是常事。他们作奸犯科,哪一桩后面省得了要牵出几个权贵来?”

声音越来越近,蔡京仔细辨认这个声音,总觉得很熟悉。隐隐约约不是御史台的,便是大理寺的,却记不清楚究竟是何人。

“苏子容自任开封府起,便号称要厉行法禁,说什么京师重地,须用柱后惠文之治,以法弹压,断不能无为而治。说得好生冠冕堂皇,我还以为又要出一个包公了。”舒亶语带讥讽地说道:“想不到,区区一个祥符令,他便视国法于无物了。轻轻松松便将那僧人给放了……”

“蒋安是韩枢副的同乡。”

“一个韩持国,便可以给蒋某人面子,放过一个僧人。陈世儒的案子,他拖而不决,那也不难想象了。”

二人一面说着,却是朝北边转了过去。蔡京待到二人走远,方从隐身处走出来,怔怔地发了一会呆。他已经看出来另一个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确的同年,如今在开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对付苏颂,自然是有原因。吕惠卿曾经想过要收买苏颂,他曾经故意对人放出话来,说苏颂是他同乡的前辈,如果肯来拜会他,就可以位至执政。这话自然会传到苏颂耳边,但苏颂只笑不答,并不卖吕惠卿的账。兼之苏颂为开封府,的确也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不少权贵,舒亶是新党中有名的御史,想借机罗织罪名弹劾他,也不足为怪。但那个开封府判官,也是平素素有直名的,为何要陷害苏颂,他却一时没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对付的,并非是苏颂,而是陈世儒——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曾经是陈世儒的父亲陈执中的下属,因为年老糊涂,被陈执中逼迫致仕,郁郁而终。蔡家与陈家由此而结下世仇。苏颂迟迟不肯判陈世儒夫妇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顾虑,但却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边走边想,此事表面看起来自然是事不关己,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事没有这么简单。“不要多管闲事。”蔡京一面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面却又忐忑不安。

“元长,有礼。”

蔡京只顾着想心事,没料到前面来人,慌忙抬头望去,却见是国子监丞吕大临。他慌忙回礼,笑道:“与叔,有礼了。”一面在心里暗暗奇怪。

其时旧党人物,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因为新党势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块,而一起聚集在司马光这面反对党的“赤帜”之下。但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党,与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由司马光的门人们组成朔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大体来说,其中二程的洛党,与新党理念最为接近,他们也主张对朝政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程颢开始时曾经与王安石共事,只是后来无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扬镳。但至司马光秉政之时,其时大程已然去逝,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付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兼之吕大临以其忠直颇受司马光的赏识,而又以其学问,在白水潭学院颇具人望,因此与石党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吕大临以其人品与学问、才干,兼之身具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一直被视为汴京城中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认为,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蔡京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

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自己展示善意。

一向极精明,极善于分析汴京各种政治势力光谱的蔡京,也几乎不由得晕了头。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一定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原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自己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现在今天,就发现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在皇帝的身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皇帝的病情会如此严重,连站立久了,都会支撑不住。当他被单独召来之时,见着皇帝的病体,他跪在皇帝面前,哽咽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对于赵顼,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只不过,这种感情,有时候是致命的,必须谨慎的掩藏起来。年轻的皇帝可能需要一个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随着皇帝的成长,是不可能被允许一直存在的。如果他不懂得分寸,下场只能是凄惨无比。

但不管怎么样,见着赵顼的神情,石越却还是忍不住动了感情——他是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的寿命的。历史也许已经改变,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改变。皇帝的病情,让石越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哽咽着,一面却叩头赔罪,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请罪,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赵顼显然也有点动情。

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从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经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经不再是熙宁初年的那个皇帝。他本来想和石越说说他的女儿,但是,结果赵顼只是和声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谈起了正事。

他也不允许自己随便浪费精力。尤其是这个时刻。

“朕一定要稳住高丽国这个盟邦。为了北边!”皇帝的声音很轻,但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与高丽的那点贸易,是蝇头小利。朝廷也不缺那点钱,开贸易,是为了加深对高丽的控制,不是为了将其变成敌人。”皇帝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只是,司马君实是断不肯白给钱给高丽的……文彦博已经……”

石越听懂了皇帝没有说出来的话。

“高丽使者带给朕的奏章,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显然高丽国国内也很危险了……”关系到高丽国王的王位,自然不会说假话。现在王运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为,朝廷不能抛弃王运。”沉吟了好一会,石越才开口说道。

“贸易怎么办?”赵顼注视着石越,“继续下去,王运迟早有一日王位不保,难道真要出动军队替他稳固王位?到了那个时候,江华岛那点驻军只怕不够……但也不能停止贸易……” <div align=center><!--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