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英芳的责任
敖英芳是一名外科医生，是国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事运动医学创伤外科专业。他与其他外科医生不同的是，他的专业是为遭受肢体关节损伤的运动员们做修复和重建的临床治疗工作。从事运动医学，尤其是北大第三医院（北医三院）的运动医学科，这里医生的工作直接与国家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摘金夺银”有着紧密的关系。
比如2002年2月，美国盐湖城第19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名将大杨扬获得女子短道速滑一千米和五百米两枚金牌。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就在临赛前最紧张的时刻，大杨扬的跟腱部曾经意外受伤，出现临床症状，一时影响到训练。当时有医生认为她的跟腱有部分断裂，如继续训练有可能导致完全断裂。无疑，这对一位有望在冬奥会上夺取金牌的运动员来讲，这样的结论是极为痛苦的，也是难以接受的。据说当时国家体委决策人都很焦急，谁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论。情急之下体委相关负责人特地请敖英芳教授进一步会诊并等待他的意见。
敖英芳教授当时专门下到国家运动队冰上项目（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训练基地为运动员进行医疗服务，他是大杨扬的治疗医生。当然，这样的时候，为这样的名运动员做赛前诊断与治疗方案，作为大夫敖英芳的心理压力比任何人都大。这时候不但要求你正确诊断伤病，提出治疗原则，还要求你在符合伤病诊疗原则的基础上，根据运动员的训练状况科学准确地做出判断，她究竟能否继续训练并能否继续参加比赛，这种判断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偏差意味着什么，谁都明白。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敖英芳的诊断是：“跟腱围炎，没有发生部分断裂”。根据这个诊断结果他给出的运动处方是“在理疗的基础上可以继续运动训练，完全有条件参加比赛，并可以参加临近的冬奥会”。试想，假如没有敖英芳在临床诊断与治疗经验上的正确判断和果敢断言，那么只能是让大杨扬，让中国，无端痛失两块金牌。
多少年后，有人问过敖英芳，你诊治手术过许多的运动员，好多都是世界冠军级的运动员，当你的病人获得金牌时你是什么感受？他说，“经过我们的努力，运动健儿们伤愈康复并恢复竞技状态，然后在运动赛场为国争光夺取了金牌，当他们站在领奖台上国旗升起的那一刻，就是在那一刻，我心里是最高兴的。”
医生的责任
如同敖英芳为大杨扬做出诊断一样，他说，“我所做的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是有根据的。”他这样陈述了自己职业的分量：往往关键时刻，你稍稍保守，把病情估计过重，很有可能断送的是一个世界冠军的诞生；反过来，你如果稍稍大意，过于轻率，让运动员继续训练和比赛，其结果只能是加重损伤，甚至有可能毁了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看得出，敖英芳是自觉负重的人，他无时无刻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平摆放在与运动员职业生涯紧密相关的位置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国家级运动员，在没有把身体及肢体功能投保任何保险公司之前，他们只能把如此昂贵的“保单”如数交给敖教授他们——这个代表着我国运动医学最高水平的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
敖英芳所在的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始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敖英芳是1997年9月担任该所的副所长，2008年12月为所长。这个所的快速发展就在近十几年，科室的床位从当年的不足10张发展到68张，已经成为中国奥委会指定的“运动员伤病防治中心”，是全国唯一集医疗、教学、科研、下队、康复为一体的全国最大的具有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平的运动医学中心。
现在，敖英芳的科室已开展各种骨关节的关节镜微创手术以及关节外的手术，年完成各种关节镜手术四千余例。据初步统计，运动医学研究所已完成各种关节镜手术超过三万余例，仅关节镜下重建交叉韧带一项就已超过8000例。于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关节镜外科又被世界同行称之为“后来居上”。
敖英芳的专业点是关节镜微创外科手术。从职业的角度看这种手术难度有三：一是关节腔内结构复杂且视野必须保持清晰；二是重建交叉韧带是在荧光屏下进行；三是植入技术条件要求高。
而被他们称为“老虎口里拔牙”的难中之最当数“后交叉韧带的重建手术”。人的后交叉韧带紧贴着的就是血管、神经，敖英芳形容它们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尽管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前、后部位同时打眼进行手术，但是敖英芳却没有盲从。他开创了只在前侧打眼的做法，保护了膝关节的后侧结构，这样尽可能减少手术损伤。
此项新技术已实践了上千例。这样的术式因为创口小，损伤轻，对于运动员的快速康复效果特别好。很多运动员因此重返运动场。
当突然要敖英芳回答该怎样为自己的事业下个结论的时候，他认为：“在医学事业或者说运动医学领域中，自己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与进步的小字辈，而且一切尚在过程中，与众多骨科的、运动医学的、膝关节的老专家们比，相差很远，实在微不足道。”
岗位的责任
敖英芳做人的信条是：本分，务实，努力。
他说，“我不愿意去说什么，我愿意脚踏实地做些什么。”
2002年6月，敖英芳担任北医三院副院长，主管医疗工作。
在他上任不到一年的2003年的北京的初春，一场“sars”疫情袭扰北京。敖英芳所在的北医三院是海淀区收治的重点医院。
“那时候，真是把命都豁出去了。”敖英芳没有任何理由，必须直接进“sars”病房，和病人近距离的接触。“当时什么都不管了，无所顾忌，这是责任。一是医生的责任，二是岗位的职责，因为是医疗院长，三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当时的医院里是“闻病丧胆”，人心惶惶的，他说“人们说不怕死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敖英芳当时确实没有回头之念。
“要想医生、护士不骂你，要想病人不骂你，你院长就得身先士卒，必须靠前边站，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你没有做到这一点，人家信服你才怪了。”“你总指挥不亲临战斗前沿，病房情况不知道，患者病情不知道，管理不知道，那医院不就乱成一团了？”
那期间敖英芳记得自己哪里有险情就跑到哪里，他除了坚守在靠前的救治指挥所外，晚间会诊也少不了要盯在病房里。他还要负责转移危重病人，并且和医生们在一起制定治疗方案……他说，“你个人尽管出不了什么力，但是你在那儿对大家的鼓励、支持就不同了”。病人情况、会诊制度、人员调整、设备调配、组织协调、现场办公等等，一系列工作就跟打仗一样。
当时，北医三院收治“非典”及疑似病人累计146人。
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天之内收住的疑似病人多达七八十个，外加众多发烧、待查的病人转不出去。最紧急的时候门诊楼都要挤爆了。尽管他们的地理位置比邻学校，靠近居民家属区，但是疫情终归没有向学校扩散、也没有向家属区蔓延。与此同时，他们还派出医疗队、专家组支持全国的防治工作。事后统计，他们的医生、护士感染率相对比较低。由于抗“sars”工作中表现突出，2003年，敖英芳获得北京市防治“非典”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5年6月，敖英芳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他给自己的工作做了新的定位——围绕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奋斗，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敖英芳初任医学部党委书记的时候，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启动。很快，医学部党委做出部署，配合北京大学党委积极开展前期调研和骨干培训，这就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全面顺利开展打好了基础。
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医学部党委和各二级党委领导带头，求真务实，开创新的学习教育形式，实施边学边改、边议边改、边整边改的方式，使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各项任务都能够结合实际，有的放矢，自然收效明显。结果，三个阶段的工作受到北京市委的好评。
敖英芳说，“我们在大学作为专业背景出身的双肩挑干部，要做一点业务工作，这对学校整体管理工作很有帮助，但主要精力要放在管理上。”通常他在忙完学校工作，六七点下班后还要到病房去看看手术后的病人。每当学校的研究生要进行毕业答辩的那些日子，晚上还要加班修改学生的毕业论文。他说：自己的业务工作一周最多有半天时间做手术、半天时间出门诊（因学校工作会经常停门诊或手术），更多的是牺牲了休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