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公共知识分子南迪《印度民众一直在做明智的选择》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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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奇迹般的增长在亚洲语境里常常导致了独 裁者的长期统治，无论是韩国的李承晚、台湾的国民党、泰国的军政、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发展史也显示了：发展和对国家的控制往往可以携手并进，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会有它的代价，有一些事情你不能去做。这是我的认识，最终，如果公民能够直接接触到政治权利，这个社会就不容易出问题。政治家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民众的声音本身就是重要的，它是对极端的一种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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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动荡――― 革命、政权更替、领导人变换等等，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阶段，但是中国还没有创造出哪怕一个能够以这些经验为基础，能够努力地处理这些问题并提出一种不同的看待政治进程过程本身的政治理论。我本期待中国会出现一种以中国为根基，并且对亚洲、非洲甚至拉美国家都具有直接相关性的政治理论。可它还没有出现。我想原因是这样的：缺少充分的思想交流，缺少足够多样化的理论立场供新理论从中诞生――― 只有通过这种思想的冲撞，新理论才会浮现。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浪费了本可以不仅向中华文明，而且向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黄金机会。这是一个例子。其次，我常说，中国农民、印度农民和俄罗斯农民是世界上最坚韧的农民，他们以自己的独立、自主而闻名于世。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依照自己的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观行事，并在其中不断创新。但是，让人难过的是：中国农民的价值被低估了。中国经历了激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开始将农民看做是这个过程中的拖累，或仅仅是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的来源。可是我认为，农民生活方式能对中华文明做出直接的贡献―――事实上它已经极大地贡献于中华文明―――我认为它能够被用来纠正工业化过程中的放纵。而我也注意到，这个社会并不愿意给农民以很高的评价，而政策制定者们自己也随了这个潮流。

我发现在眼下这个时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中国的蓬勃发展的城市部门和中产阶级看起来持有同一种观点――― 根本没有必要倾听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声音。这样的话好像这个进程就不是压迫性的了，好像城市化和工业化本身就不是目的了，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就这样维持了。中国已经不加反思地接受了太多，一些本该被保护的历史连续性却没有得到保护。现在我们至少能够看清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胜利的一方应该更慷慨地给予另一方以话语权。我担心印度农民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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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治是那种你不需要对它想太多的政治，就像呼吸，你不必去刻意想它。政治应该像那样，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民族主义是正常的政治参与的替代品。这就是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