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苏军的进攻战略严重忽视人命，但它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步兵冲锋可以消灭绝大多数敌军反坦克炮，坦克部队的损失会大大缩小。别里亚耶夫在日记中承认，苏军坦克部队在演习中的损失非常小，平均每12辆坦克才有一辆被“击中”，每30辆坦克才有一辆受到“致命伤”，不得不“退出战斗”。“不能把宝贵的坦克损失在阵地第一线，这就是上级的战术观念，我们虽然不理解，也要坚决贯彻到底，”别里亚耶夫写道，“如果遇到步兵无法克服的坚固防御地段，或者在敌人防线背后突然出现大量机动预备队，上级指挥官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出动坦克，以优势兵力碾碎这些敌人。不过，考虑到我们步兵的作战能力非常强，再加上炮兵的有力支援，基本上用不着坦克出手，敌人第一线阵地就已经土崩瓦解，留给坦克的任务就是继续穿插前进了。”当然，这是没有遇到敌军坦克的情况，如果敌军防线上不但有步兵、火炮和反坦克炮，还有坦克和自行火炮，那又怎么办呢？像T34和KV1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坦克，显然不是为了对付步兵或突破防线而准备的，而是为了消灭敌军坦克而准备的。但是，别里亚耶夫没有提到T34坦克，演习中也没有涉及坦克与坦克交战的内容。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一位步兵少尉，别里亚耶夫不太可能了解坦克作战的细节。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苏军的战前准备，5月28日苏军悍然入侵之前，普通士兵是否知道战争即将爆发？看样子，别里亚耶夫对战争根本没有任何预见，直到5月27日都不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因为他所在的部队不属于第一批侵华苏军，当数百万苏军整装开往前线时，他却还沉浸在和平的美梦中。其实，苏联下级军官和士兵不喜欢战争，无论与谁交战，他们都是第一批炮灰，只有那些不用亲自冲锋陷阵的中高级军官才把战争当作扬名立万的大好良机。在苏联，一切思想和言论都受到非常严厉的限制，老百姓或许还可以有一点个人空间，军人则被要求不得有任何异端想法；别里亚耶夫在日记里很少讨论政治问题，偶尔涉及也无非是“斯大林万岁”“苏联万岁”等空洞的口号，而且在每一处讨论社会阴暗面的日记之后，都要紧接着写一大堆对苏联表忠心的话，惟恐被政治委员误以为是反苏分子。比如，在描述了哈萨克斯坦人民生活的困苦、卫生条件的低下之后，别里亚耶夫立即写道：“当然，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率领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暂时的困难，所有哈萨克人民乃至所有苏联人民都能享有最好的居住条件，这是迟早的事情。”至于战争与和平这样大的问题，别里亚耶夫更不敢发表意见，只是机械的背诵苏联官方的意见，诸如“苏联不希望战争，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他们一定会自取灭亡”云云。这种陈词滥调在每个国家的军事教科书里都会出现，但是没人把这种话当回事，它注定只是官样文章。

5月28日战争爆发之后，别里亚耶夫和千百万苏军士兵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了。突如其来的战争不仅完全出乎中**人的意料，也让不知情的苏联军人大吃一惊，别里亚耶夫惊叹道：“今天早晨，我听到广播关于苏联人民对中国实行自卫反击的新闻（注：这是斯大林编造的无耻谣言，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不是反击），为了驱逐对我国进行挑衅的中**人，伟大的苏联军队已经全面越过国境线，对中国人实施报复性打击……苏维埃的正义之师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他们都将苏联军队视为解放者，真诚的与他们合作（注：这又是斯大林编造的无耻谣言），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当天的日记非常简短，几乎只是照抄了苏联官方的新闻公报就结束了，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其实“激动”在这里换成“矛盾”更好一点，别里亚耶夫肯定清楚，离他上战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是，和苏联领导人一样，他仍然抱有速战速决的幻想，以为对华战争将在几个月内迅速结束，根本用不着调动其他部队。6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听到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我真的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六天以来，我军突破最远的部队已经深入敌境三百多公里，呈现出摧枯拉朽之势，中国人纷纷放下武器投降，和平看来已经为时不远了……政治委员在晚饭后的读报活动中告诉大家，我们可能不会有机会参加这场伟大的战争了，现在前线的部队已经过剩了，溃退的中国人根本不是对手。”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一直持续到7月上旬，官方的口气逐渐松动，别里亚耶夫才显得焦急起来。7月12日以后，他再也不提“对华战争将很快结束”的说法了，反而一再提到“如果我们要动身去前线的话，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准备”。

7月23日，别里亚耶夫和十多万苏军将士的命运终于被决定了——“包括第39步兵师在内的第17集团军已经发出指令，48小时之后开始向前线进发。具体的调动命令还没有传下来，但有人说我们多半会去蒙古方面军。”接下来的两天，别里亚耶夫都只写了简短的一句话：“天气很热，每个人都在焦急的等待。”“终于出发了，要去中国了，再见吧，美丽的阿拉木图！”7月25日中午12点，第39步兵师离开了驻地，乘坐火车前往蒙古，前往深不可测的华北前线，前往血流漂杵、伏尸百万的不愿屈服的国度。

从那一天开始，别里亚耶夫的日记就基本中断了，偶尔会有一些比较长的记载，但也不会超过100字。某些零乱的只言片语显然是写在火车上的，比如“车厢很拥挤，睡不着，凝视着窗外，看到许多磷火”；还有一些是在转运车站写下的，比如“在这个铁路小站已经呆了12个小时，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列车员总是说，马上就来了，但是几个小时又过去了，铁轨上还是什么都没有”。漫长而艰险的旅途充分证明了苏军运输系统的效率之低下，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修筑了电气化复线，而且还有中亚铁路和蒙古铁路分担运输，也难以承载如此繁浩的运输量。每天都要有数百万吨后勤物资运往前线，援兵和物资都在抢占车厢，某些繁忙的车站甚至每5分钟就要开出一列军车，经常有士兵被迫在车站睡上几天几夜。被洪水冲垮的路段非常难以维修，因为夏天的土壤很松，几乎无法重新修筑路基，只能临时用货车甚至人力转运。就这样，普通列车可以在72小时之内走完的路程，别里亚耶夫和他的战友们用了整整7天才走完，据说这还是“非常幸运的”。7月30日傍晚，第39步兵师进驻了蒙古与中国接壤的二连浩特市，这里早已成为苏军在华北最大的后勤中转站，别里亚耶夫声称“二连浩特繁忙的街景简直不下于阿拉木图，基础设施建设又远远强于阿拉木图”。

既然来到了前线，下一步就是战斗了。可是第39步兵师正好在战役的间隙到达华北，这时东北战局已经基本结束，针对华北的“锁喉攻势”也已经告一段落，对北京和天津的进攻还在筹备阶段，除了沈阳和四平周围地区，整个战场居然一片平静。苏军忙于解决糟糕的后勤问题，过于漫长的战线严重分散了兵力，第39步兵师先是被调到承德加强防线，后来又被调到察哈尔右翼前旗，负责防御中**队可能的反攻。直到9月8日，针对大同的进攻正式开始，别里亚耶夫才写道：“我平生第一次参加了战斗，虽然没有什么战绩，但还是非常高兴。”从那以后，日记本上再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在大同战役中被俘的苏军军官中，并没有别里亚耶夫少尉的名字，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当然，尸体可能在战斗中被焚烧或破坏了，总之没有人发现它。据说陈卓群总统也看过别里亚耶夫的日记，并对这个苏军少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战争结束还希望找到此人。可是任何搜寻都没有作用，此人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无论我军还是敌军的档案，都再也没有发现他的名字。这也是大部分苏联法西斯军人的最终下场——作为法西斯侵略者的殉葬品，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