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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教授解释得似乎合情合理，尤其是“写错了”的说法让余乔吃惊不小。他慌忙又翻开书来，再看到意想中的“乔震南”三个字时，才发现那实际上是“乔震国”。短暂的触动之后，他又认定那很能是一个可恶的“印刷错误”，即使不是，也不过是出于徐怀乐为文时的一时疏忽，乔教授又凭什么以这一点来控告他是有意抄袭呢？他很气愤地在心里下了结论：不是徐怀乐抄袭他，而是他因为嫉妒徐怀乐的名气而要诽谤他的人格。所以，当乔教授很客气地问他是否还有别的问题时，他坚定地又接过了话筒。

“我想再请问乔教授，对一个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最看重的是什么？是他的现实名利，还是他的文字给人们所带来的精神力量？知识分子最应该在乎的是什么，是他作为神圣牛虻的批判使命，还是他的文字成就？如果使命更重要，那如果有一个比他更有名气的后辈青年因为引用了他的文字，从而让他的某些所谓‘独创观点’或‘独家发现’得到更广泛地传播，让更多的人受了感染和启蒙，这是不是恰好成全了他的使命？”

他简单的推论咄咄逼人。主持人发现气氛有点偏离，便想替乔教授推脱这个问题。可是乔教授自己却并不回避，反倒镇定地回答了他：

“这位同学的问题提得不正确！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践行自己使命与他取得文字成就，这两方面不仅不矛盾，反倒是一体的。他取得文字成就的过程就是践行自己使命的过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既要履行自己的身份责任，也要珍视自己的文字成果。因为这是出于对事实和个人 权利本身的尊重。在他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因为有启迪民智的使命，他就不该提出正当的抗议！当年鲁迅在自己的权益受到出版社的侵害时也和对方对簿公堂……我还是劝这位喜欢徐怀乐的同学不要太激动了！徐怀乐的其他文章还是挺精彩的，这一点我还是承认……”

乔教授的回答似乎圆满地扫除了众人的疑惑，却让余乔仍感到气愤和不服。最终，他一个人郁郁地先离开了那里。教室外的明亮也无法驱走他心底的阴影。他觉得这个研究历史和知识分子精神的教授，他的精神世界是有所“变异”的。为此，他还开始设想一个更为广阔的问题――历史和现实中那些曾用他们那些充满正气的文字打动过他的思想者，包括徐怀乐，他们的精神世界与文字世界也像乔教授一样有所割裂吗？这是一个仿佛与他自己的精神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它会时不时地跳进他的意识，来扩大他心里的困惑。不过，他始终坚信徐怀乐是文如其人的：他被徐怀乐的文字感染到那样一个程度，以致对徐怀乐的信任成了他认定这世上有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的心理支点。或许，他对乔教授的反感和不屑在后来会形诸于文字也是根源于他一直以来对徐怀乐强烈的感情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