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郑永清与马明金说过话，没与任何人打招呼，急匆匆地走了。

郑廷贵看着儿子的背影，十分不悦也十分不解的抱怨着：“这孩子，今个儿是咋的了……”

接下去，酒席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马明金都不知是怎么讲完的祝酒词，反正是心不在焉，甚至有些结结巴巴，好在人们心思都集中在酒菜上，没过多在意。

马万川趁人们还没围上来敬酒时，摆手让儿子过去，低声地问：“你和永清嘀咕啥儿呢？”

马明金心情沉重，但事关机密，他不好对父亲明说，沉吟一下说：“爹，一会儿我要回营部，我……我现在先敬你老一杯酒吧！”

马万川通情达理地说：“敬啥儿敬，有事儿你先走吧！”

马明金：“我把明满喊上来，让他跟明玉招待下客人。”

“是不是日本人又找麻烦了？”马万川是个眼观六路，洞察秋毫的人，他从刚才郑永清见到酒井时的神情，还有酒井喜上眉梢那种特殊的表露，断定所发生的事，一定与日本人有关。

马明金禁不往瞥了酒井一眼。

马万川：“别看他，那小子乐得嘴都咧到腮帮子上，记住，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睡觉都得睁只眼。”

马明金此生最佩服的就是父亲，见父亲已点出日本人了，他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点点头。

“那你快走吧！”马万川催促儿子，也不忘叮嘱儿子：“兵随将令，别莽撞，你上边还有长官呢！”

马明金点头答应，刚好，有一拨人过来敬酒，他悄然退下，走出大厅，离开“西春发”。

郑永清急见马明金，告知出大事了，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后来史称的“皇姑屯事件”。

东北王，也称大帅――张作霖，字雨亭，小名张老疙瘩。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人，自幼家境贫寒，给人放过猪，当过兽医，后因报父仇杀人，流落他乡，投入清军，不久，该部入关，张作霖脱队，回到故里，当了胡子，一九0一年除夕，他率人抢劫了慈喜太后的贡品，被清军追杀未果，后来，清政府见张作霖的势力越来越大，使出安抚之策，一九0二年招安张作霖为官府的管带，自此张作霖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凭其骁勇善战，巧攻心计，加上他还有八个结拜兄弟的鼎力相助，春秋几度，至一九一八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辖辽吉黑，一举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直奉战争仅过去两个月，张作霖为雪失败之耻，指挥十五万大军，在一部分海、空军的配合下，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直系曹锟，吴佩孚，仓促应战，但其二十万部队，抵挡不住奉军的锐利攻势，有人说，当时戴狗皮帽子的如入无人之境，一点也不过份，一个月后，张作霖利用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收买冯玉祥倒戈，吴佩孚腹背受敌，军心大乱，只带两千余人南逃，十一月三日，张作霖进入北京，表面推举段琪瑞任*临时政府临时执政，其实是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

也就在这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管辖的范围，不但由东北扩展到华北，还进军中原，触及东南，其手下张宗昌任山东督军，姜登选任安徽督军，杨宇霆任江苏督军。可以说，这是奉军最鼎盛时期。

但此时，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因张作霖未能执行一九一五年日本与袁世凯签定的卖国“二十一条”条约中，所谓“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几次向张作霖施压，张作霖都未屈服。现见张作霖虎踞北京，头大尾长，便威逼张作霖撤出关内，妄图日后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曾威胁张作霖：若不早日退回东北，将来奉军兵败如经过山海关，日军须将其缴械。

张作霖气得大骂：“小日本子没安好心，想趁机要挟我，我豁出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利益，让人家骂我卖国，让儿孙后辈也跟着挨骂，他日本人想出兵，我姓张的等着他好了。”

日本人早就对张作霖隐有杀心，时刻在寻找机会。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军，势如破竹，直逼京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在北京的政权，岌岌可危，为保存实力，张作霖向国民政府通电求和，并决意放弃北京，返回东北老家。日本人趁人之危，向张作霖提出，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如此一来，日本便可名正言顺，逐渐霸占中国。

张作霖断然回绝：“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六月三日晚六时，张作霖在发出“出关通电”后，悄然地离开北京的大帅府，乘坐英国制造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直奔火车站，随行的有他的六姨太和三儿子张学曾，还有靳云鹏，何丰林，莫惠德，等高官及副官和参谋人员，登上回东北的专列――慈喜太后曾用过的专车，因装饰的十分华丽，被人称为花车。有人曾向张作霖荐言，说这个花车不吉利，但张作霖不信邪，复用为自己的专车。晚八时，专列从北京站开出，半夜，风驰电掣的列车，开进山海关车站，张作霖的结拜兄弟，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专程在此迎候，上车恭陪，专列继续北上。

张作霖做梦也没想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死亡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