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出头鸟，陈翀自然就可以做渔翁；不动则已，动则务必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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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眼睛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端坐在轮椅上；旁边的主位上坐着的是他的大兄张弁群。

双方你来我往地客套了一番，虽然彼此评价都很高，但是实际上都没有触及什么实际问题——和南号的倾力投资相反，东号在长江系仅有象征性的一万两白银的投资。

本来陈翀造访南号，就是想要勾起南号的投资兴趣，把南浔丝商中“四象”之一的张家完全吸引到他的“长江号”上来。只要攻克这个南浔丝商中仅剩的“堡垒”，陈翀就算是完成了湖商的大团结，他以后的事业也就有了一个稳固坚定的倚靠了。相反，如果留着这个“钉子”，就可能会造成湖商的分裂：不是因为张家东号有多少钱，而是陈翀知道张静江乃是同盟会筹款的干将。

现在孙中山在南洋筹款已经比以前困难多了，因为南洋华商的钱大部分都投入了橡胶园和工厂，再加上陈翀在南洋提出的“兰芳复国革命”的口号也吸引了相当数量华商的注意力，南洋华商这个历史上同盟会的“钱袋子”已经只剩下象征意义了。

孙中山去年也曾经多次到美国联系司徒美堂，希望如今已经腰包渐隆的美国华人能够为革命“有钱出钱”。

司徒美堂倒是很讲义气，从安良堂的经费里给孙中山提供了好几次捐献，但是安良堂的经费并不足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大业，几万块钱是连枪响都听不到的，他数次建议司徒美堂替他向全美华人募捐，或者为他安排演讲的机会。

这些事司徒美堂就有些无能为力了，如今华人基本都在长江系的各家工厂里做工，如果要对华人募捐或者演讲，必须先向各家工厂的厂长或者经理通报，这是陈翀离开美国前特地定下的规矩。

而安良堂一通报，这些厂长、经理马上就通过电报汇报给了陈翀，陈翀直接就给司徒美堂拍了一封电报，内容只有一句话：“革命成功方可募捐，钱当用在建设上，而不是拿来听个响！”

所以同盟会如今的“金主”就只剩下了几个“铁杆”，比如张家东号、宋家等，但是以这几家之力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大业显然只是杯水车薪，无奈的孙中山也不得不放下从来不做实业的架子，到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刷盘子。

所以陈翀这次到东号来拜访，就是想让张家多投点钱到长江系来，免得真因为支持革命而“破家”，到时候难免会对陈翀的“湖商大团结”计划有所影响。

但是陈翀在张家待了个把时辰，双方除了一些客套家常，就是聊些时事变化，张静江兄弟虽然对陈翀所做的实业表示钦佩，却也丝毫没有显露出要投资的意向，反倒是一再地暗示陈翀作为革命“同志”，应该为革命多尽力量，陈翀也未作回应，最后只得怏怏而去。

17日，还没等陈翀送出拜帖，倒有请帖先到了邱家，却是顾家邀请邱老爷子和陈翀翁婿前去赴宴的。

等陈翀和邱老爷子来到顾家，才发现南浔所有在家的大商人都到了。

张静江兄弟也在座。

这次宴会并无什么特别的话题，不过是湖州帮商人们的一次内部聚会罢了。

宴会上湖商们的兴致都不错，这几年他们在长江系的投资越来越壮大，虽然除了股息之外红利并没有分配，而是转成了新股，但是总股本已经是大大增加了。

直到午后，宴会方散。借着这次宴会，陈翀向各位湖商表示了自己的感激之意，也发布了长江系将继续发展壮大、力争打造中国乃至亚洲第一财团的愿景，得到了大部分湖商的赞同，也有些人希望可以多分红利的。

有了这次宴会，陈翀也不必每家去拜访了，倒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回家伴妻教子，给几个弟弟妹妹讲自己在国外的趣事。

在新年前的这段时间里，陈翀倒也并未真的得闲，常有些昔日同学抑或相识的同志前来和他相会。

蒋百里也在21日从海宁赶来了。他回国后就被任命为京都禁卫军管带，已经是有二品顶戴的武官了。

他是18日从沈阳回来过年的，在家里陪侍了母亲两天，然后就和蒋尊簋、陈慰一起过来了，还带着他的一个小表弟，也是陈翀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今年才14岁、正在杭州读中学的徐志摩。

这几个人都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蒋百里、陈慰在共和党成立不久就已经入了党，蒋尊簋也在不久前由蒋百里和秋瑾联名推荐入了党。

他和蒋百里、陈慰是同学，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他是骑兵科，和步兵科的蒋百里都是当时浙江留日士官生中以精通军事著称的人物，被称之为“浙江二蒋”，有人又加上蔡锷号为“南方三杰”。他1906年加入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后不久，就应时任浙江巡抚张增敫的聘请回到浙江担任浙江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浙江讲武学堂总办、新兵第二标标统，可以说是留日士官生中最早做到团长这一级别的人。他还在杭州海潮寺开办了浙江弁目学堂，又帮助建立浙江陆军小学堂和浙江炮工学堂，为浙江新军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军事人才，如朱瑞、吴思豫等这些现在新军的骨干军官都可以算是他的学生和老部下。

不过07年的时候由于受到徐锡麟案的牵连，被迫辞职远赴广西，任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会办，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参谋处总办，广东混成协协统。

这几个人或南或北，平时倒是难得聚在一起的，要不是正好都回家过年，哪里有这个机会。

四个人都是激进的革命青年，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都是有关革命形势、革命前途的。

蒋尊簋带来了一个有关同盟会的情况，本月的13日，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在槟榔屿召开重要秘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新军起义，计划占领广州后，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京，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蒋百里一听完就毫不留情地评价道：“愚夫之见！若是打仗、革命如他们所想的这般简单，倒不如我们把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拉倒京师去，直接占了金銮殿的好！这是个必败的计划，孙黄这些人，搞搞暗杀还可以，做起正事来就是个花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也就骗骗那些愚夫们！“

陈翀心里也很不以为然，他自然知道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搞的这些起义是什么下场；不过孙中山怎么搞他不关心，让他多去折腾下也好，有个出头鸟才好让自己这些人做渔翁，只要保护好自己手里的力量在革命前不受损失就可以了。

“伯器兄，他们肯定联系你了吧？”陈翀关切地问道。就算再怎么粗心，同盟会肯定不会放着广东混成协协统蒋尊簋这么大个目标不闻不问的。

“是的，是赵伯先亲自来联系的，但是我没有同意。”

“你这么做是对的，他们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徒送人命而已！”蒋百里赞同道。

“百里兄、伯器兄、吾然兄，今年已经是辛亥年了。我分析了下目前的国内形势，由于南洋橡皮风潮的影响，清廷的财政已经是更加雪上加霜了，如果清廷继续坚持大办新式陆军，那么军费开支就很有可能把她压垮，那时候我们的机会就会来了。

但是我们要么不动，动则必须一战功成，决不能像孙黄这般小打小敲，徒费人力金钱。

我的计划是先在一地起义，占据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之后，视各省的响应情况再决定是向周围省份推动革命发展还是固守待变。

我的想法是首先在上海发动，然后取浙江、江苏，建立江浙革命军政府，以长江下游这块地方作为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这样选择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上海乃是通商口岸，影响极大，利于我们制造革命声势。第二，上海、浙江、江苏是满清财赋重地，占据这两省对满清财政的打击巨大，也有利于我们获得革命经费；同时这两省又是长江出海口，占据了这里，就可以让江南半壁脱离满清的控制，革命形势就可以瞬间壮大。第二是我们在江浙地区新军中的力量比较强大，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一呼百从，应者云集，革命阻力小、成功可能性非常大。

三位同志决定此计划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