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结束后，观操的清庭、北洋的人员回去了。但军演并没有结束，刘飞扬让演习继续。

演习又进行了遭遇战、追击战、围歼战等，一直持续到10月初才结束。

刘飞扬对新军战力还是很满意的，但演习暴露的问题也不少，他要参谋部对演习的经验和缺点进行总结。要求各部对演习的总结要进行全面的学习和反思，巩固优点，改正缺点。

之后，他宣布新军的驻地重新安排。

第一军：

第一师驻守南京。

第二师，师部设在合肥，第一旅第一团第二团驻守合肥，第三团驻守淮南，旅部设在合肥；第二旅第一团驻守蚌埠，第二团驻守淮北，第三团驻守阜阳，旅部设蚌埠。第三旅第一团第二团驻守南昌，第三团驻守九江，旅部设在南昌；第二师师部设在合肥。

第三师，师部设在徐州，第一旅驻守徐州；第二旅第一团驻守淮安，第二团驻守宿迁，第三团驻守新沂，旅部设在淮安；第三旅第一团驻守镇江，第二团驻守扬州，第三团驻守泰州，旅部设在镇江。

第二军：

第四师驻守上海。

第五师，师部设在苏州，第一旅驻守苏州，第二旅第一团第二团驻守盐城，第三团驻守南通，旅部设在盐城。第三旅第一团驻守无锡，第二团驻守常州，，第三团驻守宜兴，旅部设在无锡。

刘飞扬要求各部在年底必须完成准备，明年初各部进驻各自的驻地。

刘飞扬把主要的兵力布属在苏南和江北，这样一旦有变，他可以快速的向北进击。

······

就在刘飞扬埋头苦心经营时，在大清国内，改良派的风头正劲。经过甲午之战和论战，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从普通士子伏阙上书，吁请练兵、变法，到各级官员言学、言兵、言财，改革意识迅速弥漫。连致休的军机大臣徐桐这样的守旧人物，也奏请张之洞来京主持改革。

一些洋务派的人开始和改良派接近。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接近，洋务派与改良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改良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改良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改良派康、梁的交往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1895年11月，康有为想在上海办强学会，到南京拜见刘飞扬，但刘飞扬不予接见。之后，康有为到武汉筹建武汉强学会，到湖广总督衙门拜见了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分融洽。张之洞虽在《经学伪经考》方面与康有为意见相左，但对康的才华颇为欣赏。之后，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社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词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绝，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除刘飞扬外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另一位改良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除刘飞扬外要惟张香帅一人。”

虽然，刘飞扬拒绝了与改良派的合作，但是改良派还是得到众多的洋务派的支持。

1896年初，康有为在京师发起强学会，这是改良派组织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一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李鸿章也不甘人后，表示要捐资加入，但主要因与帝党人物重要人物翁同翕仇怨，翁同翕极力反对，未能如愿。

此后，武汉强学会是在张之洞的支持、赞助下建立的。当康有为劝说张之洞当任武汉强学会的会长时，张之洞“颇以自任”，大力赞成，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协助，还捐银1500两作会费。由于张之洞的表率，其他一些洋务官员也纷纷解囊。由康有为执笔的武汉强学会“序”，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参加武汉强学会的人物，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系。

张之洞派幕僚汪康年到主持武汉强学会，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授意下，赞同康有为在武汉强学会的名下新办报纸，共邀梁启超等人筹办《时务报》。办报经费除黄遵宪、盛宣怀等人的捐款外，则是强学会的余款。汪康年任报馆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创办后与康有为在天津办的《清议报》成为改良派两份宣传的王牌。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改革的言论，颇受欢迎，与谨慎派、保守派的论战更是使它引起极大关注。数月之内，行销万份，受到了张之洞的称赞：“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设第一种有益之报。”他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预付报款。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分别下令两省官府购阅。由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的努力和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时务报》风靡海内，“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对改良派颇有微词的广东巡府端方也说，《时务报》“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欲意所云，江淮两广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七千余册。”

洋务派虽支持、参与改良运动，但他们毕竟与改良派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与改良派有矛盾斗争。二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论学的不同。康有为先后撰《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前者指斥古文经学为刘歆所伪造，后者将孔子断为改制先驱，六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在康有为来说，固然是布衣变法，事大骇人，所以拉大旗作虎皮，但由于其“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学术上不能立足而效果适得其反。饱读儒家经典的洋务派当然不买康的帐，指斥批评自在意中，进而疑康“心术不正”。张之洞多次劝康、梁放弃孔子改制之说，并对《湘学报》刊登素王改制之说加以干涉。

其次，改革的政治诉求不同。改良派强调变法须大变、全变，主张实行民权，最终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洋务派虽然也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双方在《时务报》、《湘学报》办报方面的冲突，概缘于此。

再次，作为改革派中的元老与新进，两派之间也有意气与门户方面的矛盾。洋务派视改良派为洋务新秀，总是试图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自己的幕僚或智囊，招致了改良派的不满。张之洞对康梁都进行过为我所用的试探，许以美差厚俸，但均遭婉拒。张之洞一方面支持《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却又时常干涉报纸内容和报馆的用人之权，企图使《时务报》连同改良派纳入他范围，激起了梁启超等人的不快。而康有为更是万事唯我，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根本不是肯寄人篱下之辈，梁启超等人也深受康的影响。洋务派笼络不成，遂有种种或明或暗的排斥攻讦。另一方面，改良派得到光绪皇帝的器重，一时间颇有青云直上之势，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妒嫉。

但必须指出，洋务派与改良派的矛盾与斗争虽然存在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二者之间并非根本对立，也没有从根本上破坏改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