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戈林来到埃及前线时，他就带来了哈尔德准备搞一次阅兵的消息，当然，戈林是当作笑柄讲给元首的，他认为在英国空军几乎每天都是光临帝国领空的情况下，搞阅兵是头脑发昏。(更新最快)

元首并不这样认为。阅兵是对武装力量进行检阅的仪式。瑞芬斯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是一次对纳粹党的全面检阅，成为展示党和国家强大力量的一次盛会。[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半年来，李德指挥德军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攻占了圣彼得堡，征服了埃及，李德早就想举行一次阅兵了，只是他自己没好意思说出来。套用一句戏文：哈尔德的提议“正合朕意。”

由此，当戈林嘲弄哈尔德时，元首破开荒地站到了陆军一边，让戈林半天合不拢嘴。话又说回来，戈林毕竟是戈林，他揣度到元首的心思后，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阅兵奔波，请来瑞芬斯塔尔只是他的步骤之一。

柏林大酒店的豪华包厢里，元首、戈林、鲍曼，还有东道主瑞芬斯塔尔焦急地等待。李德让人给哈尔德打电话，他要借此机会奖赏这位一贯犯上、偶或也让他“龙颜大悦”的总参谋长。

哈尔德与勃劳希契在一群尉官簇拥下，迈着沉重的脚步闯进豪包，他们的靴子上沾着黄色的泥巴，让酒店服务员们皱起眉头。

军官们像受阅一样依照军衔站好，哈尔德咳嗽了一声——这是信号，军官们伸出右臂先行纳粹礼，回收胳臂时这台成军礼，那些年轻尉官们激动万分，声嘶力竭地高呼：“希特勒万岁。”

瑞芬斯塔尔脸色非常难看，他请的是元首，而不是一群乳毛未褪的半大孩子。她多虑了，哈尔德把尉官们打发走了：“好了，你们见到元首了，回去吧。”

哈尔德向元首解释说，这些是刚从东线回来的战斗英雄，正好让他们见见元首。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比发给一级铁十字勋章更管用。

哈尔德转向瑞芬斯塔尔：“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嘿嘿。”她的脸早就阴转晴了，非常大度地说：“那里？既然人家是英雄，你可以留下他们吃饭的嘛。”

“真的，那我把他们叫回来。”哈尔德笑着就要起身，瑞芬斯塔尔赶紧拉住。不仅仅是她，戈林也已经挡在他面前了。

“嘿嘿，我考验考验你。”哈尔德自以为得计。李德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连这个老古董哈尔德也懂得幽默一把了。

餐厅天花板上挂满了一公升的啤酒杯，三只红酒木桶架起一张大圆桌，墙上挂着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裴尔以及鲁本斯的名画。(读看

看请记住我们的网址)柏林大酒店也是国际友人聚集地，因而各种画派的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挂在墙上。

1939年底，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友好条约以后的蜜月期，毕加索的画也出现在这里，而在几年前，这位现代派画家和雕塑家、法**员在德国受到的待遇是：希特勒把他的画甩到地上并狠狠地踩上了一只脚。

大餐上来了，李德发现适合他吃的只有苹果派、沙拉泥等少数几样。其他美食都是肉食：直接放在烤炉上烤成的新鲜牛肉、眼，就扳开我的勃劳宁手枪”。我们要感谢这位剧协主席，他这句用手枪对“文化”实行专政的妙言，一语道破了文化**主义的实质。

希特勒出于对知识的这种看法，自然要依仗手枪来消灭各种传播知识的手段。首先是焚书。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德国法西斯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焚毁了近两万册图书。与此同时，这场“焚收运动”还遍及三十多所大学所在的城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亲临现场指挥，得意地说：“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如果我们看一下他们烧毁的是哪些图书，就可以知道他们想结束的是什么“时代”了。被焚毁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文献，以及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梅林的著作，还有海涅、托马斯·曼、爱因斯坦等著名作家和科学家的论著，以及高尔基、杰克·伦敦、左拉等各国作家的名著。把这些人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都付之一炬，德国法西斯要重新“照亮”的只能是中世纪那种最黑暗最野蛮的宗教裁判所的时代。

在法西斯德国，不仅焚毁了书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对电影、绘画等等也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希特勒咒骂现代艺术都是“无聊的”，扬言要清除这些“颓废”艺术，凡是他认为不顺眼的画，都要用长统皮靴踢上几脚，“叫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除了禁锢，希特勒还用刺刀和牢狱对文化阵地实行严密控制。纳粹当局成立了由戈培尔、罗森堡、希姆莱直接领导的“帝国文化局”，控制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电影等七个协会。这种控制达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便可见一斑。每天的报纸该发什么新闻，该写什么社论，甚至新闻标题该如何拟定，均需由戈培尔及其助手向报界宣布。全国报刊的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不许越雷池了步。当时有一位周刊的编辑曾不满地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报刊变得那么干巴巴”。一句话招来大祸：刊物被勒令停刊三个月，那位编辑被戈培尔撤职，关进了集中营。

教育事业也是希特勒要用手枪对之实行专政的对象。他专门物色一个自己在二十年代的密友、曾任冲锋队大队长的卢斯特来当科学、教育与文化部长。这位部长夸口要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这样的学校自然无需学者、教育家，于是一位兽医出身的冲锋队员成了柏林大学的校长。这样的学校绝不能沿用旧的教科书，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了教育事业“绝对正确的指南星”，成了学生必读的“圣经”。运用手枪实行专政的结果是大学生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学校被糟蹋得不像样子。

知识分子是传播知识最重要的媒介在希特勒的手枪底下，自然更是劫数难逃。希特勒公开辱骂“知识分子一点用处也没有”，是“民族的废物”。在法西斯德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在希特勒统治的头五年里，被解雇的教授和科学家二知八百人，约占全部人数的四分之一。有的被送进军火工厂做十小时一班的工；有的被迫走上流亡的道路；有的被抄家、逮捕，甚至惨遭杀害。连享着世界声誉的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不能幸免厄运。

还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纳粹就指使一些学术界的败类攻击“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是头号恶棍”，是“一个外来的江湖术士”，诬蔑“这个犹太人显然不了解真理……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是德国基本物理学的一种退化现象”，希特勒上台后，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被查抄，家产被没收，多年珍藏的书籍和手稿被焚毁，并被赶出科学院，最后还被褫夺了德国公民权。从爱因斯坦这样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具有创见卓识的科学巨匠的不幸遭遇。

当然，希特勒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都不要，也不是什么知识都扼杀，对他发动侵略战争、实行法西斯统治有用的知识分子的知识，他自然要用的，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他疯狂推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主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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