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意为地道广大，有说明改革的重要性。字面的意思应为保持正直、端方、大气魄胸襟，即使不学习，不习实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也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平直、方正、辽阔是选择土地的标准，只要符合此标准，即使是陌生的未被开垦的生地，也没有什么不好。直”：一直向上，大地一直向前延伸，固执纯正；

“方”：立场坚定，服从地的法则——天圆地方；

“大”：度量宽广，大地广大而顺应天的德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是坤卦的六二爻。这一爻是说，只要具备“直”、“方”、“大”的德行，不需要学习，也不会不利。说明直率、方正、宽大，为做人的基本态度。六二为柔位，阴居柔位，阴柔相济，应是相合、相映之势。此处乃坤卦之眼，也是绝大多数人们不能领悟，或不能逾越的一个阶段。

前面讲过初六乃“冰霜”之境，入世之人一般皆能明晰自己的处境，也能努力诫惕自身，同时运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尽快地修正自身以保护自己，从而能够进入世界的现实，以脱离“冰霜”时代。

六二爻爻辞中“直、方、大”的择地标准，是卦辞所述“先迷后得主”的结果，是周族几百年生存经验的总结。所以，这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标准，作者为什么要确定这个标准呢？因为它有两个好处：一是从技术上讲便于排灌；二是从管理上看有利于公平。

从《周礼》中我们知道，周朝的农业规划是非常详细、具体的。每七人之家分地一百五十亩，其中耕种地一百亩，休耕地五十亩。这块地与邻地间有宽二尺的水渠，称为遂，遂边修四尺宽的小路，称为径；每十块地之间有四尺宽的水渠，称为沟，沟的岸上有宽六尺的道路，称为畛；每一百块田之间，有六尺宽的水渠，称为洫，洫的岸上有宽八尺的道路，称为途；每一千块田之间，有十六尺宽的水渠，称为浍，浍的岸上有宽十六尺的道路，称为道；每一万块田地之间有宽三十二尺的水渠，称为川，川的岸上有宽三十二尺的道路，称为路……。周族的这种水利、道路规划是非常科学、适用的。而要实施其计划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的“直、方、大”，否则此计划是不可能达标的。今人怀疑《周礼》为后人的伪作，主要原因正是此问题。其实就周族而言，在肥沃的平原周原地区实施此标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坤卦“先迷后得主”的卦辞也说明，此标准应该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周族的兴旺也正是得益于周族从山上豳迁移到周原这块“直、方、大”的土地上来。《周易》的成书时间在商末周初，作者对“直、方、大”的土地之益印象深刻，所以才有此爻辞。至于周族灭商后能否在诸侯国成功推广此经验，那是另一回事。或者说“直、方、大”之辞可以反证，周族制定过的择地标准是有利于“井田制”的实施的。

“直、方、大”的标准有利于井田制的实施，而井田制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排灌，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管理。井田制的分田方法是将九百亩土地分成九块，由八户各耕种其中的一块，收入归个人所有。中间的田为共耕田，由八户共同优先耕种，收成作为税赋。这八户人家也就因此构成了一个基本行政单位，称为“井”，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民组，过去的生产队。这种分配方式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公平、合理。九块田的面积、肥沃程度、排灌条件等大致相同，八户人因此不会因土地的好坏而发生矛盾。公田的面积比较稳定，收成与年成挂沟，不用担心交不起税赋，官民之间也就因此少了许多矛盾。所以我们说“直、方、大”有利于管理，是民与民、官与民能和平相处的前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试想一下，如果田不在一起，水源有远有近，田有好有坏，如何公平分配呢？处理不好就会起纠纷。在现在的农村，田地分配问题、税赋问题仍然是主要的矛盾，由此可见，作者提出的“平直、方正、辽阔”的三个选地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它是周族政权稳定的基础。当然，这个标准只适合于地多人少的过去，对今天的农村并不适合，现在农村人多地少的状况，没有选择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大凡改朝换代或重大变革，均提出了土地的问题。主席曾经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中国的近代革命正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结果。邓主席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土地的改革开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土地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作者将土地的分配问题放在坤卦六二爻，作为安居乐业这个坤卦主题的重要条件提出来，是很能发人深思的。

爻辞故事；

王安石变法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限制商人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免行法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募役法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保甲法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改革教育制度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变法的影响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导致改革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