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书记的惨死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

黑峪口村支书叫刘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1938年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他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o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揎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o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刘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刘象坤那样在尸体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刘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刘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刘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xx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用布把他的心脏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刘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刘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xx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xx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刘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本来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刘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刘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得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刘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刘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太原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刘玉明的老婆分给他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9o多岁了。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刘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

把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贫雇农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xx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的闺女。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oo大洋。3oo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光春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某，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三女儿名叫任某，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

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任某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

这个军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份老实，念书的时候笨一点。闺女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的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闺女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某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某：“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某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整整用了8年时间，终于还是离了婚。后来，任某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她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