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离别前的心不在焉让她将这忽然多出来的一日过得太轻描淡写了，转眼就到了晚上。来看她的人坐了满满一炕沿，殷殷叮嘱了好多话——到现在他们还将她当成家族的希望。他们走后不久，她也起身要走，去堂屋收拾东西。父亲终于抬起头来——一晚上他都坐在角落里串那串楝枣子，没怎么说话。
“再坐一会儿吧。”
“不了，去收拾东西，怕明天早上起晚了来不及收拾。”
“没事，再坐坐，一阵叫你妈跟你一块收拾。”
母亲也道：“坐坐行还。你明天就要走了，一走就得一年之后才能见了。”
她重新坐回去，“行，那就再坐一会儿。”
父亲：“你弟弟呢，把你弟弟也叫来。”
她：“莫叫了，叫他自己在屋里耍吧。”
父亲不满道：“那家伙真不懂事！他姐姐明天就要走了，也不过来热乎热乎。”
她觉得弟弟心里肯定还有事，说不定就像七月份的她一样。
该说的话刚才小二叔叔他们在的时候全说完了，这会儿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默默地坐在那儿听母亲讲：什么什么带了没、什么什么得带着、再带点什么什么……父亲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去了皮的苦楝子，挑出一颗，坐在炕头继续串，手心里垂着一条缀满苦楝子的红绳。自打二九那天从北山摘回苦楝子，父亲已经戴着老花镜忙活了好几个晚上了，去皮、选籽、钻孔、串串，做得十分入迷。
“老爸，你叫我再坐一阵子！自己在那里串楝枣子，也不跟人说话。”
“你成管说你的，我听着呢。马上就串完了。”
“我来试试。”
“你可不行！你手太嫩了，串一阵就得磨燎泡出来。”
“我试试，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父亲咂嘴道：“我说你不行还不信来！囔，你试试！”
她从父亲手里接过苦楝子，接过缝衣针——那根针被父亲攥得火隆隆的。
“试试就行了吭，一阵再给我。”
“嗯。”
她将苦楝子转着看了一遍，学着父亲的样子，将缝衣针探进小孔里钻起来——苦楝子天然长有孔道，就位于果核的中轴线上，大小和形状刚够穿线，就跟人工打出来的似的，只不过那条小孔道在长成的过程中有些堵塞了，需要先用工具疏通才能串串。她捏紧苦楝子，持针的手开始发力，一边不断增加力道、一边左右快速旋转指间的缝衣针，没过多久，就感到指头上发热发痒、恨不得停下来挠一挠了。
父亲笑道：“俺说你不行吧，你还不信。还是给我吧。”
她咬着嘴唇将苦楝子串搁在炕上，将父亲的手搬到眼前，就着灯光看清了上面的情形，鼻子一下子酸透了。
“这个怎么回事啊？”她摩挲着大拇指指甲盖上的黑点问道。
“头段时间在大连搬石蛋砸的。”
“那这条缝呢？”那条裂缝开在父亲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指甲盖上，竖着贯穿了整片指甲。
“给石蛋挤的。”
“这个呢？”她又在父亲食指关节处看到了一个凸起的肉节。
“这个都多少年了，还是在凤凰山包石塘时弄的，夯大锤的时候石蛋星子崩手里边了，不就长寨子（长寨子，音译，苏北方言，指异物侵入表皮之后长出的肉瘤）了么。”
“怎么也不弄出来啊？”
“除了刮风下雨时有点痒痒，旁的也没什么感觉，我也就没管它。你看这个——”父亲抬起手，将虎口处一个更大的凸起给她看，“这个是在东北开荒时候弄的，里面有块小铁片，都过这些年了也没事。我原来想拿针自己挑出来的，结果不好挑也就算了。”
她抓着父亲的手，低着头流眼泪。父亲抽出手，轻轻摩挲她头发，“傻丫头，早知道不给你看了！你先跟你妈说话吧，我把剩下的两个串完了。”
“要不再待两天吧，等化了雪再走！”父亲突然说道。
这时她将将起身，要和母亲去堂屋收拾东西。她不敢回头，硬起心肠，道：“不了，说明天走就明天走。”
这一夜睡得很不安，做了好些梦，梦得脑仁生疼，老早就醒了，因为贪恋着被子里的温暖和枕头的柔软触感，任性地不肯睁眼；一只手在外面缓缓摸索着，摸到了一个冰凉的物件——昨天夜里，似梦似醒之际，迷迷糊糊地感觉有人进来了，将什么东西搁在枕边；现在她清醒了，稍微一想就知道是枕边放着的肯定是那串苦楝子。她将手串摸进被子里，一颗颗细细摸索着，在清冽的夜色里朝外看。昨夜母亲过来催她早睡，掖完被角之后要拉上窗帘，她没让，为的就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可以再重温这一幕：灶间与南屋的灯都亮着，映着一院子的雪。二十多年前，她对这样的场景浑不在意，翻个身继续睡觉，一觉醒来父亲母亲已经坐车去了东北；十几年前，她对此感到厌倦，总是抱怨着“吃饭、吃饭，上学、上学，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一眨眼就上了大学。现在她终于知道这场景有多好了。父亲裹着军大衣从南屋出来进了灶间，说了句什么话，声音嗡嗡的，她没有听清楚。父亲从灶间出来，开始在院子里扫雪：歘——歘——歘——其实昨天晚上没有下雪，走路的地方雪早就清理了。她知道她该起床了。但是她故意不起来，在混沌的夜色里合上眼。不久传来手工棉鞋的泡沫底搓在水泥地面上的“擦擦”声、堂屋门声、卧室门声、轻轻的脚步声，母亲的声音在耳边想起，轻得像风，
“小松啊，起来喽！吃完饭好走了。”
这一幕，多少年了！
吃过了饭，父亲南平房的炕沿上坐着，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母亲则在几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一趟趟地提来这样那样的东西让她带回去吃。弟弟穿着身棉睡意“碰碰啪啪”地跑过来，问她什么时候走。她说六点四十。“哎吆，那不快了么？”和她一起将东西往行李箱里装。父亲忽地起了身，说：“要不现在走吧。我去放高声。”
咚——啪——
高声炸响，宣告着她的离开——二零一八年农历大年初四，夜未尽，她要离开了。
街头静寂空旷，混凝土做的西钢路白刷刷地南北伸展，白日里挤在路两边的小摊子和私人出租车好像一夜之间被风卷跑了似的，只有镇子里的中心街上远远地亮着些暗黄色的路灯。黑漆漆的加油站站着两个人，旁边是一团白色的东西。她从电瓶车上下来，跟着父亲穿过马路走，走到对面，渐渐瞧出那团白是两只圆鼓鼓的蛇皮袋。
他们刚走近，就听其中一人问道：“送小孩上学啊？”
父亲：“已经毕业了，在外边上班。”父亲将停好电瓶车，拎着她的行李箱走到那两人旁边，放下箱子，从怀里摸出烟盒，一人匀了一棵。她闻着香烟味，瞧着黑夜里三点红光，认真听他们说话，准备着随时乖巧地予以回答。
“做什么工作的？”
“培训什么的，具体的俺也不懂。”
“培训啊，俺庄也有小孩在外边干这个，听说很挣钱了！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她笑道——虽然夜色昏暗，人家根本就看不到她的笑，“一万来块钱吧！”
听到一声惊叫：“哎吆，那不少哦！兄弟你该享福了。”
父亲笑了两声，说了一串话：“现在年轻人干的工作跟俺那时间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俺也听不懂，也不管她。你两人哪庄上的？”
“周妙音。你们呢？”
父亲：“杨妙音。”
“哎吆，你庄上是不是有个小丫头叫杨青松？”
父亲：“有啊。怎么了？”
“那是俺儿子同学哦！常听他说那小丫头学习很好了！”
父亲看了看她。她低着头。
父亲：“你两人上哪干活的？怎么走能早的？”
她们那边的农民工一般过了正月十五才离家，在工厂里干活的年轻人上班早一些，不过也得初七初八才开始往外走。
“在深圳，跟当地老板搞装潢。这不过年么，工人都回家了，老板新接了一点活，叫当地人干人都不干，打电话叫俺两人赶紧过去。人老板平时对俺也不错的，叫去还能不去啊，正好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
父亲：“早走晚走都一样，早走还能多挣点钱，也不孬。你们这样一天能弄多少钱？”
“平均一天三百来块，钱是不少没错，可惜深圳那边雨水大，室外的活经常性的不能干，一年也就干六七个月时间。你在哪里干的？”
父亲：“跟俺庄一个人在大连打石蛋。”
“一天能弄多少？”
父亲：“巧不巧还，遇好料子一天也能挣个四百块，料不好呢也就二百来块钱。干那个活就是灰太大了，石场里边一年到头的见不着太阳，都得带口罩。”
一辆大卡车呼啸着从南边驶来，他们沉默地看着大卡车，头部随着它的行驶缓缓摆动，目送着它远去在西钢路深处。
父亲：“要不俺互相留个号码吧！”
她看着父亲与那个陌生的人互相交换号码，那个问题又突然出现了：什么是命中注定呢？
命运是一只看不见的大手，随手一摆，将人拂落山头，谷底里的人串联前后，发现一切都是注定好的，而他，注定要失败！然而山谷不是密闭的坚壳，命运将人送进去了，接下来又会将许多别的东西送进去——某些人、某些事、某些微不足道的意外——为什么是这些人、这些事与这些意外呢？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
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片田野又一片田野、一个人又一个人，飞快地在车窗外远去，脑海里父亲还站在夜色朦胧的车窗外笑着向她挥手告别。无数光影在脑海中呼啸而过。这一去到底为什么？这一辈子又是为什么？杨青松，你到底想要什么呢？此时此刻，她看着远去的故乡的风物，脑海里一片平静，就像暴风雨过后的海面。也不想怎么样吧，在意的人都安心，父母为自己感到骄傲，一辈子过得不心虚，谁不想这样呢——被呵护，被信任，被爱，也热爱。
阳光普照耀着高楼林立的南京城，海宁路上挂满红色的大灯笼，机动车道上没有什么车，非机动车道上也没有人什么。她拉着行李箱“轰隆隆”地转到三元巷上，走进这条她已经走了几百遍的小巷子。现在她闭着眼睛也能将这条小街走到头，然而去年七月过来看房时却在附近的几条小街上打了几次转才找到这里。她还记得第一次来这儿的情形。当时她也拖着这只行李箱、背着这只双肩包，皱着眉头，心里存着厌恶，小心翼翼地规避着路上的污水洼和随处可见的痰渍，还得在凌乱的沿街店面上搜索她要找的门牌号码；她从苍蝇乱飞的一堆黄色垃圾桶前走过去，紧接着便看到了社区菜市场，头皮发麻地想：怎么能在菜市场旁边放这么多垃圾桶场呢！赶紧拖着行李箱去到路的另一边，刚上平台就踩到了一块活动地砖，她心里暗叫一声“坏了”，眼睁睁地看着乌黑的脏水从地砖下喷出来、溅在了自己的裤腿上；她恶心又沮丧，一面擦拭裤腿，一面暗中埋怨，眼见满街凌乱，无一不教她反感。然后她就在这儿度过了一段或许是人生之中最感无望的时光：她漫无目的、放任自流，在悲哀与忧虑的泥潭中挣扎，在一个又一个辗转难眠夜里独自哭泣；她煎熬地反思过往，胆怯地窥探未来，发现真实的自己简直一无是处！她哭，她笑，她自言自语，她自我封闭，她发现自己映在镜子里的容颜日渐枯萎，她发现身上的皮肤以越来越松弛，她在许多个失眠的夜晚敲下一段又一段文字——她觉得她就是一条裹在茧子里的可怜虫。一个被无形的枷锁困住的人，要品尝多少痛苦、要辗转多少个深夜才能走出来？在那个鸣蝉的下午，她站在一楼与二楼之间的平台上，那条由十六级台阶构成的混凝土楼梯向下延伸，末端就是单元门；她只要走下那段阶梯、握住那枚圆形的旋钮转一圈，听到“啪嗒”一声就开门——只要这么做就好了，只要这么多，她就能出去！外面的阳光那样明亮、那样灿烂！她多想痛痛快快地在那种阳光下行走！然而她在那个平台上站了一下午，天黑了，她也没出门，她上了楼。
这一天，她坐了一个小时公交车、五个小时大巴车、半个小时地铁、又走了半小时的路，她感到精疲力竭，只想赶紧回到小房间，倒头大睡。她走在寂静的小巷子里，阳光暖暖地照在头顶，她累得懒洋洋的，觉得很惬意，忽然又想了：是什么让人快乐呢？她觉得自己现在就很快乐，一会儿躺到床上了肯定还会更快乐、简直快乐得想哭。可是怎么能因为这种小事快乐呢？可是又为什么不能因为这种小事而快乐？
忽而她想：非要给你的生活施加一个所谓的“意义”么？
又想：与其拷问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不如问人活着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又想：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又想：新的一年了，给自己立个目标吧。
立什么目标呢？
做周围人里最快乐的那一个。
这算什么目标？更何况，人是想快乐就能快乐的么？
所以才叫目标啊！不费力就实现的能叫目标么？快乐已经是个很具体的概念了！
况且，像她们这种普通人，无论掉进了人生的哪个陷阱，生活都会在某一天将出去的绳索抛进来。只要快乐地等待着就好了。
她疲惫地胡乱想一着不着边际的念头，脑仁里一跳一跳地疼。此时此刻，她的快乐可以用“幸福”这两个字来形容了，她觉得她的躯体好像一条沉甸甸的麦穗。杨青松啊，你可真是心大，明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她走到白铁门前，一想到很快就能将自己扔到那张简陋的小床上，幸福的潮水狂涌而来，彻底将她淹没了。手机响了，是父亲。她笑骂自己高兴地昏了头，居然忘了跟家里报平安。电话里传来父亲焦急的声音：
“你到了没也？”
“到了。”
“等会没事吧？”
“没事啊，怎么了老爸？”
“给你弟弟打电话！将忙小兵他爸爸在俺家说小兵在网上借了高利贷，还说八分你弟弟也在份！你等阵好好问问他！小兵他爸爸说他家雷雷这辈子都莫想出来了！也不知你弟弟怎么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