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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投奔的这个朋友叫郑光明，大学时代，我们曾一块办文学杂志或鼓捣校园电视剧，他是中央工艺美院的，那时候，美术这摊子活儿，都由他张罗。

毕业后，郑光明在广州混了一阵，后到深圳攒了家文化传播公司，我在电视台的时候，经常用公家电话跟他通长途，有两次他曾让我冒充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的记者，在电话里对某广东佬大包大揽，说一些诸如“播出没问题”之类的话。

他早就让我南下，说他那儿非常缺人，并对我历数南方的种种声色犬马。

现在正好用上了。我想，即便为喝酒，也该换换牌子了，别老燕京了，我要喝珠江。

在深圳，人们管郑光明叫阿明，几年不见，他已发福成一个小胖子，捏着手机，挺着个肚子，白衬衫，西裤，黑皮鞋。这副形象在深圳随处可见，比在美术学院里见着留长发的、在科学院里见着戴眼镜的都多。

夜幕初降，我跟阿明立在酒店门口。台风刚过，空气凉爽，天空中云很低，且夹带着大量太平洋的水汽剧烈翻滚着，酒店大厦的霓虹灯在云间隐约闪烁。浓妆艳抹的姑娘们从宾馆酒店背后的脏街陋巷里钻出来香喷喷地上班了。

我对阿明说：“到家了到家了，我真该早来。”

阿明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公司最近业务不错，‘炮费’充足，只要你的‘子弹’够。”

我说：“‘子弹’肯定够，就是不知我这‘枪栓’是否还能拉得开。”

阿明说：“在北京就那么惨？”

我说：“惨透了，一夫一妻害死人，别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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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我床上的这个姑娘还算漂亮，她一边问着我“先生从哪里来？做什么买卖？”之类，一边动手动脚，我吸着烟喝着酒任她摆布，但奇怪的是我毫无反应，我的头脑好像完全在另一个世界，完全指挥不动我此时此地的躯壳……姑娘脱光了，也将我扒光。她身材还算姣好，至少是非常年轻的那种饱满，她俯在我身上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劲，我依然不灵。我像一台死机了的电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将郁达夫柳永一类想了一遍，力求“热启动”，但没用。

姑娘说，我还就不信了……

她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身体的局部开始有反应，但这反应还来不及弥漫，一股热流勉强涌出……我想起中学上生物课，老师电击扒了皮的青蛙时青蛙腿的那种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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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业务除了帮公司拍点一个呆女走来走去的那种卡拉OK，更多的是跟着阿明行骗。碰着农民企业家，便说是北京来的青年导演，与张艺谋同班；碰着“儒商”，便扮演被埋没的天才诗人，及与“儒商”大碗喝酒，有仇一般火并到底。

这家宾馆是深圳有名的鸡窝，也是阿明的老巢。

宾馆大堂的沙发上坐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姑娘，她们穿着鲜艳的露脐背心、超短裙什么的。远远看去，她们像几株浓丽的热带植物，仿佛被粗心的园丁连根拔起，随意扔在大堂的一隅，横七竖八，散发着最后的香艳，她们貌似轻松，实则内心焦虑，像在说：我们就要死了，你们看不见我们正在枯萎吗？快来人浇点水吧！

于是阿明领了一个姑娘到楼上浇水去了。我说我在楼下等你。那天阿明有些急不可耐，也就没多跟我废话，搂着姑娘上楼了。平常他总是耐心做我的思想工作，或摆事实讲道理，或讽刺挖苦使出激将法，跟他在酒桌上劝酒用的招差不多。有几次我禁不住劝，但尝试的结果每每令我垂头丧气，我近乎绝望了，如果说“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一条真理，那么**之于我就分明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简直他妈太难了!